近年來，定制化妝品日益流行，并開辟出一個新業態及消費細分市場。今年1月1日，《化妝品監督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已正式實施。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定制化妝品是否合法合規值得關注。

個性化定制化妝品漸成風潮

定制化妝品，是指根據個人皮膚檢測結果和個人特定訴求，力爭為每位消費者單獨研發調整的、專屬個人的化妝品配方。

據筆者了解，目前定制化妝品大致可分為兩種模式：模塊化化妝品（功效定制）和獨一性化妝品（成分定制）。功效定制模式主要體現為不同功效化妝品的搭配及組成（如在統一的基底液基礎上選配具有不同功效的精華液），其主要依賴于模塊化產品的選擇范圍，屬于廣義的定制化妝品。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獨立零售成品間的組合（如精華與面霜組合套裝）不是本文所討論的功效定制范疇。而成分定制模式更凸顯其可提供獨創原料，打造獨一性化妝品，以滿足個體多樣性需求，并無限接近“一人一方”的理念，屬于狹義的定制化妝品。當然，上述兩種模式也會不可避免地相互融合交織，在實際的市場經濟行為中并無非此即彼的區別。

無論是哪種定制模式，除能滿足消費者的客觀需求外，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消費者對私人性和專屬性的情感需求。因此，定制化妝品被賦予的“量身定做”概念，獲得了部分消費者的追捧，從而激發相關市場主體在該消費細分市場不斷加大投入和推廣。筆者所討論的定制化妝品在法律框架下的合規問題，關乎該細分市場的未來發展方向及產業預期之根本要素。

定制化妝品合規性受關注

目前，定制化妝品在我國相關法律法規中未有明確定義。若將“定制化妝品”的法律解釋聚焦于“化妝品”，即產品的本質屬性，那么其法律適用問題必然與《條例》及其配套文件構成的全新監管體系下的管理要求密不可分。

根據現行化妝品監管要求，所有的化妝品應在上市前完成安全性和功效性評價研究，并將相關數據結果提交國家化妝品監管部門，以完成產品上市前的注冊或備案工作。具體而言，任一化妝品原料及任一化妝品成品都只有在完成注冊或備案后，才能進行大規模生產并投放市場，而且化妝品成品的配方應在上市后不發生實質性改變。這種強制性、前置性監管方式不同于部分域外化妝品監管體系，定制化妝品在我國市場的發展必須遵循這種法規體系的立法精神。也就是說，任一定制化妝品原料及成品都應受到《條例》及其配套文件的廣泛約束。

對于功效定制模式下的定制化妝品，各市場主體需基于已有的模塊化配方，提前對不同搭配及組成方式進行窮盡式的安全評估及功效評價，才能滿足我國現行化妝品監管要求。對于成分定制模式下的定制化妝品，如欲提供獨創性原料以實現“一人一方”的目標，無疑相當于一次全新產品的開發，即從原料的安全及功效到成品的安全及功效均需開展針對性的研究評估。值得注意的是，“一人一方”理念下的功效評價工作可能成為無法跨越的鴻溝，畢竟合適的受試者篩選是不小的挑戰。不可否認的是，只要按照現行化妝品監管體系的指引，部分成分定制類定制化妝品亦能在注冊人或備案人履行相關法定義務后，最終交付給特定的消費者。

如上所述，現行化妝品監管體系雖然未針對定制化妝品設立特殊的規定，但也沒有完全阻斷定制化妝品適用現行化妝品法規體系得以回應消費升級的訴求。暫且不論時間及經濟成本的影響，僅從產品合規角度分析，定制化妝品的注冊人或備案人在理論上的確具有完全執行相關監管要求的可能性。

但是，作為理性經濟人的消費者及市場主體未必能從中獲得各自追求的目標。除產品上市前需考量所投入的各種成本外，定制化妝品的注冊人或備案人還需承擔定制化妝品上市后的監測與評價工作。鑒于定制化妝品的特殊性，較少的監測總樣本量容易受到不良反應個例數的影響，非?？简炏嚓P市場主體的評價能力與水平。因此，雖然現行化妝品監管體系也可適用于定制化妝品，但是諸多實踐中的難點導致我國定制化妝品細分市場發展較為緩慢。

“定制”是否可適用《民法典》

若將“定制化妝品”的法律解釋聚焦于“定制”，即產品的制作特征，則定制化妝品可能突破《條例》監管范疇，轉而受到我國其他法律體系的規制。

采納此種目的解釋的關鍵在于定制化妝品并非面向不特定的消費群體，而是將受眾縮限為一個個獨立又特定的個體。若把“定制”當作“定制化妝品”的主要要件，定制化妝品可視為一種平等民事主體之間達成的民事法律關系下的產物，適用于我國《民法典》關于承攬合同關系之各項規定。

所謂承攬合同，根據《民法典》第七百七十條第一款的定義，是指承攬人（定制化妝品經營主體，實踐中或以品牌方為主）按照定作人（特定消費者）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制化妝品），定作人支付報酬的合同。值得注意的是，承攬合同具有一定的法定特殊性，尤其是在承攬合同約定中存在容易忽視的多項默認條款。例如，《民法典》第七百七十二條規定的承攬人應親自完成主要工作，以及第七百八十七條規定的定作人有權在工作完成前隨時解除承攬合同。因此，定制化妝品合同如何具體約定，需要雙方在定制工作開始前進行充分的溝通與協商。

另外，即便認為定制化妝品的歸類應著重考慮其“定制”特性，不適合由管理化妝品安全的行政主管機構依法介入、干涉及調整（即不屬于現行化妝品監管體系的管理范疇），其仍應受制于我國《產品質量法》的管理要求。當定制化妝品出現定制加工過程問題、相關質量標準缺失、標簽標識等消費糾紛且涉及消費者維權時，又會形成《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廣告法》《刑法》等諸多法律聚合或競合適用的復雜情形。

定制化妝品市場作為一個新型細分市場，我國及全球不少國家和地區均暫未推出針對性的制度規定。雖然韓國在定制化妝品的法規方面進行了一些開創性的嘗試，但是筆者認為，允許經營門店配備專業調配管理師進行現場制售等制度模式，并不符合我國的化妝品監管理念。我國歷經多年建立完善的現行化妝品監管體系，旨在著重規范化妝品行業的健康發展，提升行業的自律意識及主體責任落實。雖然相關法律體系未明確禁止定制化妝品的發展，但是各環節的嚴格監管要求使得市場主體不得不權衡定制化妝品的經濟收益與合規風險。因此，市場期待定制化妝品帶來的消費升級仍需假以時日，期待制定出臺更適用定制化妝品發展的法規文件，以解決新業態發展存在的若干實務難題。